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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离婚后，我和孩子在娘家住了下来。

　　一开始日子确实不好过。

　　闲话总有人说，出门也总有人盯着我看。

　　但我不怕。最难的时候我都熬过来了，别人几句嘴碎，伤不了我。

　　有几个媒人听说我离婚了。

　　还上门给我介绍过几个男人，都是二婚的，腿脚有些毛病。

　　我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，统统回绝。

　　我娘帮我带孩子，我养好了身子，就开始想法子挣工分。

　　恰好村小学缺个帮忙认字、誊抄表格的人，沈文斌知道后，主动来问我愿不愿意去试试。

　　“活不重，就在学校帮忙，带着孩子也方便。”

　　我想了想，答应了。

　　去学校的头一天，我还有些局促。毕竟我只念过几年书，怕自己做不好。

　　沈文斌却很有耐心，手把手教我登记、誊抄、分教材。

　　“别急，慢慢来，你写字比我想得还工整。”

　　他这人说话温温的，不逼人，也不让人难堪。

　　和他相处久了，我紧绷着的心一点点松了下来。

　　有时放学晚了，他娘还会让我把孩子抱过去，一起喝碗热粥再回家。

　　村里人也渐渐改了口风。

　　“月英现在也挺好，自己能挣工分，还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。”

　　“是啊，离了周家倒像活过来了。”

　　这话传到我耳朵里，我只是一笑。

　　不是像活过来了，是真的活过来了。

　　至于周文涛那边，我后来也听说了些。

　　他升职自然黄了，停职检查后虽然没被开除，却被调去了最累最脏的岗位。

　　厂里的人背后都拿他和葛雪梅的事当笑话，他走到哪儿都抬不起头。

　　葛雪梅更惨，作风问题传得满厂都是，家里给她说的亲事也黄了。

　　她后来求着厂里把她留下，可工会那边卡得严，她最终还是灰溜溜回了乡下。

　　又过了小半年，有一次我去公社办事，远远看见周文涛。

　　他瘦了不少，背也塌了，整个人像老了几岁。

　　看见我时，他怔了一下，目光落到孩子身上，眼神竟有些发怔。

　　孩子已经会喊人了，趴在我肩头，软软地叫了我一声“娘”。

　　我拍了拍他，没停脚步。

　　擦肩而过时，周文涛忽然低声说：“月英。”

　　我没应。

　　他又说：“你现在……过得还好吗？”

　　我这才停了一下，却没有回头。

　　“挺好。”

　　说完，我抱着孩子继续往前走。

　　风吹过来，街边梧桐的叶子打着旋往下落。

　　我忽然想起成婚那年，也是这样的季节。

　　那时候我以为，嫁了人，熬一熬总会有好日子。

　　后来才明白，错的人，熬再久也只是苦。

　　走到路口时，孩子伸手去抓飘下来的叶子，咯咯地笑。

　　我低头亲了亲他的小手，也笑了。

　　身后那个人，那段日子，那些委屈和寒心，都像被风卷走了。

　　庭前的梧桐树绿了又黄。

　　而我，终于带着孩子，走出了那场漫长的秋天。